第四百四十二章
第四百四十二章
施礼明接着说道：“八六年，我们系里为了加强教学科研与生产实际的联系，想办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我们提出不要经费，不要编制，不要房子，不要电话，只要学校点头批准。可就为点这个头，竟然拖了一年，这个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原则怎么体现？“
而通过老校长的助力，赵政策了解到，统计系主任曾经对本系的一位博士研究生说出了一翻肺腑之言：“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给青年教师加更多的任务，因为他们太清苦了。我作为系主任，心中有愧啊！假如我有权给他们增加工资，有权给他们分配住房，有权给他们解除后顾之忧，那么，我就会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任务增加一倍，让他们拿出一流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出来。“
通过和这些人的交谈，了解他们的亲身感受，赵政策逐渐清晰地看到，在那庞大的权力体系中，作为学校工作中心的教育和科研，却是处于最底层，这就是教育的现实。
然而，如果把这一切都推在白发苍苍的校长们头上，以为这些都是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造成的，那也未免太冤枉他们了。校长，自然也有校长的难言之隐。否则的话，老校长就不会放下面子，主动来找赵政策这个曾经的学生帮忙了。
人年树木，百年树人，赵政策感觉到自己这个教育部的副部长，其实还是有事情要做的。这一刻，赵政策终于感觉到了肩膀上的压力。
北方大学这样名牌学校，瘦死的骆驼比马自然要大。学校的领导们和教师们其实也在对教育做着认真的思考。只是，在现行管理体制的约束下，思考很难化为行动。
副教务处处长纪宝成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从宏观上做了思考：“我认为，高等教育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运行机制的问题。其中心内容，就是竞争机制。要竞争就得让竞争者有奔头，也就是要建立起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校长也好，系主任也好，你要负起一校一系的责任，你手中就必须有让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利益。不然的话，责任落到实处，就是一句空话。大家都明白，机构太多了，人浮于事不好，可这是工资制度造成的，不提职就提不了工资。作为领导，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学校要以教育和科研为中心，就要依靠教师。可是靠什么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靠行政手段不行，靠经济手段没有，靠职称评定又受名额限制。”
说到这里，纪副处长讪笑了两声：“政策，不怕你笑话，我们靠的一年中的两个假期，靠办好幼儿园，附小，附中，以百分之一百的升学率，来吸引做父母的教职工。然而，在商品经济和竞争机制越来越对学校产生冲击的今天，仅仅靠这些，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而北方大学一个刚刚离休不久的副校长更是感叹说：“从做校长的经历中，我总结出一条真理，在高校中，最没权的就是校长！”
对于这一点，分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最有体会：“现在办教育难，当校长更难，拿我主持的这摊事情来说，要财权没有财权，要人权没有人权，你要雇用几个临时工，指标控制在教委，你要解决几个工转干，也要到教委报批。教育经费也是这样，钱给了你，怎么用却要他来定。比如基建费，你可以拿来盖楼，但盖几居室一套，你没有权力，也得教委说了算。前一段，有些教师给我们提意见，说我们放着图书馆百分之五十的拒借率不抓，却花几十万元曲盖门楼，建花园。可提意见的同志并不了解，那花的是绿化经费，专款专用，不用上交，我们有什么办法？现在学校的婆婆也多。谁都可以管学校，连接到上的小姑娘都可以对你校长拍桌子，动不动就罚你的款。开公审会也要主管校长带队，检查交通安全也要分管校长参加，换总务长去不行，不去就扣你单位的分，罚你的款。就拿预防肝炎来说，区里召集主管副校长开了会，市教育局副局长到会发的言，可过后市高教局却又开了一次会，内容完全一样。然后又是区里检查，卫生局听汇报，精力都是这样被消耗掉了。现在，我不敢奢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只要少找学校点麻烦，我就念阿弥陀佛了。”
赵政策也邀请了八位政府校长特意谈到了学校的机构膨胀问题。
“高等学校也往往被人们比做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发生的种种矛盾现象，吴不是整个大社会系统中的矛盾的反映，小社会中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无不受着大社会的制约与影响。”赵政策抛出了影响，“各位校长，对这些我是深有体会的，因此，我认为学校的机构膨胀也算是个大问题。”
“是啊。”一个副校长点头赞同，“精简机构势在必行。但光是学校汗不管用。最大的问题是上边得先减。教委，市委，高教局都应该带头喊，要是下边喊了上头不喊，将来上头工作压下来，谁去干？我们承认，个别机构有因人。设事的现象。但是发展教育，促进改革，要稳定两支队伍。一是教学科研队伍，二是行政管理和政工队伍。现在，教师队伍实行聘任制度，在教育科研单位工作，可以评教授，研究员，这些都是与工资挂钩。可行政管理干部怎么办？工资制度改革后，工资是与职务挂钩。行政干部只能在职务上找齐。民以食为天哪，你不给他安排个处长当怎么办？四五十岁的人了，拖家带口的，同期毕业的同学成了教授，副教授，心理上也难以摆平。当初，也是组织上需要，人家才放弃教学工作，从事行政管理的呀。”
赵政策心里一乐，看来，领导者有领导这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未必没有道理。但是，这种权宜之计，势必会带来新的矛盾。至少，赵政策是这么认为的。
学校在呼吁自主权，校长在呼吁自主权。而中国的教育改革，赵政策认为首先就要从自主权改革起步。
于是，赵政策又邀请了京城里一批高等院校的校长们还有教委的一些领导开会，当然，赵政策是有的放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赵政策心里，中国的校长们是可敬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校长，还是市长，区长，只不过上面多个引号罢了。人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要求这些校长们事必躬亲。
而中国的校长们同时也是可怜的，他们各为校长，但能够用以办教育的的权力和精力，实在是太少了。
教育部高校司的王司长主持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王司长就带有一定的情绪说道：“各为校长，你们别尽说没权，没权的，你们说吧，你们要什么权？”
赵政策一听，心里那个火啊，台下坐的哪一个不是学术界的泰山北斗，桃李满天下，自己这个副部长都对这些校长们毕恭毕敬，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小小的司长来作威作福了？
不过，赵政策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朝北方大学的老校长打了个眼色。
时至今日，赵政策做样功夫已经炉火纯青，不动声色于脸上。
老校长微微一愣，让赵政策有些急，干脆拿手指了指出言不逊的王司长，然后冲老校长竖起拇指，再比比自己，意思上是人家骂你老校长呢，这里有我给您撑腰，放着骂回去。
赵政策这个小动作，让台下的老校长们都忍俊不住。不过，因为在谈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大事情，倒都没有笑出声来。
北方大学的老校长终于会意过来，猛地一拍桌子，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问题不能这么提出来，关键是教委应该怎样改变工作方式。你教委的任务是什么？教委中那么多司，局，处不是把学校当做一个社会运行体制中的体，而是当做一个下属的单位。于是，很多具体的事情都要各司，局，处说了算，学校还能有多少自主权。”
“老校长，您别着急，慢慢说。”赵政策不等王司长回话，就适时插话进来“教委就是各个高等学府的服务机构，有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您尽管批评，我们虚心接受。”
“教委要改革管理体制，首先必须转变职能。教委应该主管教育立法，教育政策的制定，抓教学设计，信息交流，要多检查，监督，而不是具体去管。学校有什么事情不要非得经过教委批准才行，这样，学校的管理就会活起来。”得到赵政策这个教育部副部长的支持，老校长腰杆也壮了起来，声音很是洪亮。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领会？”赵政策微微一笑，“教育部的各个部门最好少一点批准权，多一些监督权，高校能够有更多的精力，用到办教育上去？”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台下的校长们纷纷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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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礼明接着说道：“八六年，我们系里为了加强教学科研与生产实际的联系，想办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我们提出不要经费，不要编制，不要房子，不要电话，只要学校点头批准。可就为点这个头，竟然拖了一年，这个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原则怎么体现？“
而通过老校长的助力，赵政策了解到，统计系主任曾经对本系的一位博士研究生说出了一翻肺腑之言：“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给青年教师加更多的任务，因为他们太清苦了。我作为系主任，心中有愧啊！假如我有权给他们增加工资，有权给他们分配住房，有权给他们解除后顾之忧，那么，我就会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任务增加一倍，让他们拿出一流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出来。“
通过和这些人的交谈，了解他们的亲身感受，赵政策逐渐清晰地看到，在那庞大的权力体系中，作为学校工作中心的教育和科研，却是处于最底层，这就是教育的现实。
然而，如果把这一切都推在白发苍苍的校长们头上，以为这些都是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造成的，那也未免太冤枉他们了。校长，自然也有校长的难言之隐。否则的话，老校长就不会放下面子，主动来找赵政策这个曾经的学生帮忙了。
人年树木，百年树人，赵政策感觉到自己这个教育部的副部长，其实还是有事情要做的。这一刻，赵政策终于感觉到了肩膀上的压力。
北方大学这样名牌学校，瘦死的骆驼比马自然要大。学校的领导们和教师们其实也在对教育做着认真的思考。只是，在现行管理体制的约束下，思考很难化为行动。
副教务处处长纪宝成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从宏观上做了思考：“我认为，高等教育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运行机制的问题。其中心内容，就是竞争机制。要竞争就得让竞争者有奔头，也就是要建立起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校长也好，系主任也好，你要负起一校一系的责任，你手中就必须有让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利益。不然的话，责任落到实处，就是一句空话。大家都明白，机构太多了，人浮于事不好，可这是工资制度造成的，不提职就提不了工资。作为领导，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学校要以教育和科研为中心，就要依靠教师。可是靠什么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靠行政手段不行，靠经济手段没有，靠职称评定又受名额限制。”
说到这里，纪副处长讪笑了两声：“政策，不怕你笑话，我们靠的一年中的两个假期，靠办好幼儿园，附小，附中，以百分之一百的升学率，来吸引做父母的教职工。然而，在商品经济和竞争机制越来越对学校产生冲击的今天，仅仅靠这些，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而北方大学一个刚刚离休不久的副校长更是感叹说：“从做校长的经历中，我总结出一条真理，在高校中，最没权的就是校长！”
对于这一点，分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最有体会：“现在办教育难，当校长更难，拿我主持的这摊事情来说，要财权没有财权，要人权没有人权，你要雇用几个临时工，指标控制在教委，你要解决几个工转干，也要到教委报批。教育经费也是这样，钱给了你，怎么用却要他来定。比如基建费，你可以拿来盖楼，但盖几居室一套，你没有权力，也得教委说了算。前一段，有些教师给我们提意见，说我们放着图书馆百分之五十的拒借率不抓，却花几十万元曲盖门楼，建花园。可提意见的同志并不了解，那花的是绿化经费，专款专用，不用上交，我们有什么办法？现在学校的婆婆也多。谁都可以管学校，连接到上的小姑娘都可以对你校长拍桌子，动不动就罚你的款。开公审会也要主管校长带队，检查交通安全也要分管校长参加，换总务长去不行，不去就扣你单位的分，罚你的款。就拿预防肝炎来说，区里召集主管副校长开了会，市教育局副局长到会发的言，可过后市高教局却又开了一次会，内容完全一样。然后又是区里检查，卫生局听汇报，精力都是这样被消耗掉了。现在，我不敢奢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只要少找学校点麻烦，我就念阿弥陀佛了。”
赵政策也邀请了八位政府校长特意谈到了学校的机构膨胀问题。
“高等学校也往往被人们比做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发生的种种矛盾现象，吴不是整个大社会系统中的矛盾的反映，小社会中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无不受着大社会的制约与影响。”赵政策抛出了影响，“各位校长，对这些我是深有体会的，因此，我认为学校的机构膨胀也算是个大问题。”
“是啊。”一个副校长点头赞同，“精简机构势在必行。但光是学校汗不管用。最大的问题是上边得先减。教委，市委，高教局都应该带头喊，要是下边喊了上头不喊，将来上头工作压下来，谁去干？我们承认，个别机构有因人。设事的现象。但是发展教育，促进改革，要稳定两支队伍。一是教学科研队伍，二是行政管理和政工队伍。现在，教师队伍实行聘任制度，在教育科研单位工作，可以评教授，研究员，这些都是与工资挂钩。可行政管理干部怎么办？工资制度改革后，工资是与职务挂钩。行政干部只能在职务上找齐。民以食为天哪，你不给他安排个处长当怎么办？四五十岁的人了，拖家带口的，同期毕业的同学成了教授，副教授，心理上也难以摆平。当初，也是组织上需要，人家才放弃教学工作，从事行政管理的呀。”
赵政策心里一乐，看来，领导者有领导这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未必没有道理。但是，这种权宜之计，势必会带来新的矛盾。至少，赵政策是这么认为的。
学校在呼吁自主权，校长在呼吁自主权。而中国的教育改革，赵政策认为首先就要从自主权改革起步。
于是，赵政策又邀请了京城里一批高等院校的校长们还有教委的一些领导开会，当然，赵政策是有的放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赵政策心里，中国的校长们是可敬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校长，还是市长，区长，只不过上面多个引号罢了。人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要求这些校长们事必躬亲。
而中国的校长们同时也是可怜的，他们各为校长，但能够用以办教育的的权力和精力，实在是太少了。
教育部高校司的王司长主持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王司长就带有一定的情绪说道：“各为校长，你们别尽说没权，没权的，你们说吧，你们要什么权？”
赵政策一听，心里那个火啊，台下坐的哪一个不是学术界的泰山北斗，桃李满天下，自己这个副部长都对这些校长们毕恭毕敬，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小小的司长来作威作福了？
不过，赵政策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朝北方大学的老校长打了个眼色。
时至今日，赵政策做样功夫已经炉火纯青，不动声色于脸上。
老校长微微一愣，让赵政策有些急，干脆拿手指了指出言不逊的王司长，然后冲老校长竖起拇指，再比比自己，意思上是人家骂你老校长呢，这里有我给您撑腰，放着骂回去。
赵政策这个小动作，让台下的老校长们都忍俊不住。不过，因为在谈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大事情，倒都没有笑出声来。
北方大学的老校长终于会意过来，猛地一拍桌子，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问题不能这么提出来，关键是教委应该怎样改变工作方式。你教委的任务是什么？教委中那么多司，局，处不是把学校当做一个社会运行体制中的体，而是当做一个下属的单位。于是，很多具体的事情都要各司，局，处说了算，学校还能有多少自主权。”
“老校长，您别着急，慢慢说。”赵政策不等王司长回话，就适时插话进来“教委就是各个高等学府的服务机构，有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您尽管批评，我们虚心接受。”
“教委要改革管理体制，首先必须转变职能。教委应该主管教育立法，教育政策的制定，抓教学设计，信息交流，要多检查，监督，而不是具体去管。学校有什么事情不要非得经过教委批准才行，这样，学校的管理就会活起来。”得到赵政策这个教育部副部长的支持，老校长腰杆也壮了起来，声音很是洪亮。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领会？”赵政策微微一笑，“教育部的各个部门最好少一点批准权，多一些监督权，高校能够有更多的精力，用到办教育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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